繼營業稅改征增值稅上海試點后，試點省市不斷擴容，至12月1日范圍已至天津、江蘇、浙江、安徽、福建、湖北、廣東9個省、直轄市及寧波、廈門、深圳3個計劃單列市，擴圍后的改革試點地區經濟總量、服務業增加值和稅收收入超出全國半壁江山。同時，試點行業也擴至交通運輸業和部分現代服務業，并且有權威部門表示適時將郵電通信、鐵路運輸、建筑安裝等行業納入改革試點。

　　有關學者在江蘇、安徽調研時發現，在“營改增”為契機的“結構性減稅”口號的引導下，結構性減稅沒有真正做好減法，反倒做成了加法，各地普遍出現增加稅費的趨勢，這讓本該因減稅而受益的實體經濟（尤其是中小微企業）更是“苦不堪言”。

　　從行業分類看，認為稅負有所增加的企業主要集中在運輸倉儲業。36家運輸倉儲業有63.9%認為稅負有所增加，其中稅負增加10%以上的企業占27.8%.此外，從事文體娛樂、水利環境業的企業也多數反映稅負有所增加。

　　總量減稅

　　比節構性減稅更合理

　　在理論界，關于結構性減稅的提法，存在很大的爭議，爭議的焦點主要有兩個：第一，結構性減稅從理論到政策都有很大的分歧，容易多變，產生多樣化；第二，結構性減稅政策的減稅力度遠遠不夠，對于經濟結構調整和升級很難產生實質性的作用。

　　國家稅務總局科研所原所長曾國祥提出，為了加速產業升級和結構調整，為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從理論上和實踐來看，應該明確提出總量減稅，即指減少廠商企業的宏觀稅收總量負擔，減少全部稅收收入在國民收入的總量，降低稅收收入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特別要減少廠商企業在生產環節中的稅收負擔。

　　為什么總量減稅比結構性減稅提法更為合理？這里必須討論清楚——我國宏觀稅收負擔到底是重還是輕的問題？這個問題，大家說法不一，官方和民間的認知也不一樣。出現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是統計口徑不一樣，所以得出的結果和結論自然不一樣。

　　所謂宏觀稅負，即指全部稅收收入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目前我國的全部稅收收入統計數據主要來自正稅收入，即國家稅務總局代表國家征收的國內稅收收入，國家海關總署代表國家征收的關稅收入，這兩項相加，總額占GDP的比重大約是25%左右，僅從這一點而言，我國的宏觀稅負確實不高。但是，除了正稅收入外，我國還有一部分準稅收收入如土地出讓金、社會保障基金和行政性規費等，如果加上這一塊，即正稅收入加準稅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約會高達30%左右。如果再加上各級的行政性規費，這個比重還要加大。

　　總量減稅

　　須減少正稅收入

　　事實上，對于納稅人而言，目前感覺到的稅負重主要來自于準稅收收入和行政性規費這一大塊。因此，總量減稅的目標首先要下決心下力度減少非正稅收入，就是要“清費立稅”，減輕廠商企業的稅收負擔。

　　“總量減稅不要光算減法，還得算乘法”。曾國祥還特別指出，總量減稅之后，短期內財政收入可能會減少，但中長期來看，我們應該看到巨大的乘數效應：減稅意味著外部因素直接導致企業成本下降、贏利空間擴大，其中一部分轉化為價格優勢，增強競爭力，一部分成為資本所得，有利于下一輪周期的擴大再生產，完成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的需要，還有一部分將轉化為勞動者收入，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長期不振的內需就能被啟動起來。在減稅政策下，公眾的創業熱情定將高漲，弱勢行業生存空間擴大，投資預期不明朗的行業風險降低，隨之而來的是社會就業空間擴大，經濟規模增大，總體財富增加，同時稅基拓寬，稅收總量就會大幅度增加。

　　究竟應該減什么、怎么減、減多少合適以及減稅的實質性意義何在，對這些問題的探討和解決，我國還缺少一個一般性的指導原則。

　　天津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李煒光認為，減稅政策的制定，應當把創造財富的生產經營領域的法定稅負水平，減到不影響企業的競爭力和技術更新換代能力的水平上，而居民日常生活領域的法定稅負，應當減到不影響“老百姓”日常過日子，并隨著經濟發展而生活質量不斷有所提高的水平上。只要不影響政府機器的正常運轉，不影響必要的公共支出，稅負就應當盡可能地確定在最低水平線上。

　　中國稅收體系

　　應著眼長期、優化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