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北京等地開展的“營改增”試點，將很快在廣東省實行。

　　在全球經濟增長乏力、國內經濟增速下行的背景下，“營改增”的實施是否能減輕中小企業的稅負負擔？在地方財政收入吃緊的情況下，地方政府是否有動力開展真正意義上的減稅？為此《中國經營報（博客，微博）》記者采訪了中山大學嶺南學院財政稅務系主任林江。

　　《中國經營報》：有觀點認為，稅負重已取代融資難成為中小企業經營中面臨的最主要問題，也是目前企業最關心的話題，你怎么看？

　　林江：2011年全國中小企業所納稅負達4082億元，而當年全國中小企業總利潤額為4825億元。兩者相比較，幾乎中小企業一半的利潤用來繳稅。所以說中小企業稅重是事實。

　　一般講稅負，說的是直接納稅。2011年中國的GDP增長9.3%，但是去年中國的稅收總量（包括財政收入和稅收收入）增加了20%.稅收來源于經濟增長，這點也可說明企業稅負重。

　　《中國經營報》：現在企業反映稅負空前沉重，原因究竟在哪兒？為何今年呼聲最高？

　　林江：根源得追溯到1994年中國確立的分稅制。1994年中國全年財政收入是6000億元，到了2011年即去年，中國的稅收收入達10萬億元，這是爆發式的增長。

　　目前企業所得稅定為33%，這也是那個時代制定的。當時國家的財政收入才6000億元，國務院根據當時的情況有意稍微調高起點征收，因為那時國家稅收收入低。再者當時稅務機關的征管能力小，按照社科院財貿所的測算，在1994年的時候，中國的國地稅局的征管空間只有55%，計算機和因特網不普及，每100塊錢的稅源，稅務征管范圍最多只有55元。

　　17年過去了，現在稅收機關征收能力提高了。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國家稅務總局先后推出計算機工程一期、二期，等第三期結束后，廣東省內你很難有辦法偷稅避稅。

　　《中國經營報》：現在的稅收狀況與征繳力度怎樣？

　　林江：計算機征管手段大大提升了征稅能力，再加上稅務機關一般“應收盡收”。但地方政府會跟地稅局反映企業稅負重，因此地稅局征稅的時候會有一點彈性空間。

　　從去年開始情況發生了變化，國家稅務局加強了征管，因為地方政府的稅收收入下跌得很厲害，尤其是今年上半年全國各地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快速下降。以廣東為例，制造業方面由于歐美出口訂單下滑，這就導致增值稅下降。

　　《中國經營報》：地方財政收入下滑的情況下，政府怎樣給企業減負？這中間是否存在動機上的矛盾？

　　林江：各項財政收入在下降，其中中央的調控又直接導致地方的房產稅收入進一步減少。由于減免中小企業稅收是國家政策，地方政府只好采取其他措施，如收費——廣東某市今年下半年就可能會進一步加強對交通違規的罰款力度。

　　稅負重跟分稅制是有關系的。以廣東省為例，去年全國10萬億元稅收廣東省占了1/9，長沙工商稅務，約收繳了1.4萬億元的稅，但在廣東省財政廳控制范圍的資金大概只有2400億元。這2400億元中，教育、醫療、社保等大部分支出是法定的支出項目，將這些扣除，廣東省財政廳可控制的資金只剩220億元左右。

　　在分稅制下，希望地方政府減稅，給企業減負，但減了半天依然減不下來，因為地方政府在支出與減收雙重壓力面前是矛盾的。

　　《中國經營報》：“營改增”對中小企業來說有沒有利？實施“營改增”試點，存在哪些問題，有何建議？

　　林江：“營改增”對廣東來說充滿挑戰。從制度設計來講“營改增”是可以給企業減負的，特別是運輸行業。在現行稅制下面，一個運輸企業既要繳增值稅，又要繳營業稅，屬于重復征收。

　　但挑戰在什么地方？有一些行業比如理發很難有抵扣項，理發店一般為小規模，成本投入也不大，怎么算增值？另外金融服務業非常復雜。如結構性衍生產品在它沒有到期的那一天，如何給它算增值稅？法國實施增值稅，但它對部分行業免征，中國可以借鑒一下。就上海試點的情況，到8月份為止，有一些企業反映確實減低了稅負，但也有不少企業反映稅收負擔不降反升，因為營業稅才5%，但增值稅的稅率比較高，上海增加了6%和11%這兩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