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網易經濟學家年會今日在北京舉行，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國家統計局原副局長賀鏗在論壇上表示，財稅體制第一條我是希望強中央、弱地方。為什么呢？因為中央的財政是轉移到要發展的地方，中國31個省市，960萬平方公里，地區發展差異十分大，如果沒有足夠的中央財力，科學發展、均衡發展就不可能實現。

　　以下為賀鏗發言實錄：

　　我贊成高先生的意見，結構性減稅是應該的。剛才華生先生的演講已經說了，我們的稅收在世界上占GDP的比例并不高，20%多，所以沒有整體減稅的必要性。現在結構性減稅，我認為是非常真實的，因為我們實行所謂積極財政政策很長時間，從1998年開始一直到現在，積極到現在。就使得我們收入分配結構發生了很大的扭曲，特別是世界金融危機之后，近一兩年來，我們許多企業非常困難，中小企業非常困難。在這種情況下不進行減稅，這些企業怎么活呢？怎么把這些企業救起來呢？如果這些企業救不起來，我們財政會更加困難，我們整個失業情況會更加突出。所以，必須用稅制這個辦法把一些企業救起來，這是當前減稅的必要性。

　　那么，為什么又是結構性呢？因為有些企業稅收并不高，它的利潤特別是央企壟斷利潤很高，你對它減什么稅呢？它應該不是減稅的對象。有一部分企業確實能吸收許多的勞動力去就業，它的利潤空間又很小，它的產品應該說在市場上是有去向的，就是生產不起了，因此這些的企業必須減稅。我們稅收政策往往是一刀切，一個什么稅種出來以后，你也是百分之多少，他也是百分之多少，這是非常不合理的。而且在地區上來講，同樣一個行業在某一個地方可能是有效益的，成本是相對過得去的，在另外一個地方，你按照這個稅收來收就不行。沒有區別就沒有政策，所以必須實行結構性減稅。

　　我還是先說說跟人大沒有關系的。我們的財稅體制改革，我覺得財稅體制改革也好，整個改革也好，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后，真正的改革沒有突破，為什么沒有突破呢？主要是在理論上沒有突破，理論不突破，改革不可能深入，我一直是這樣的觀點。必須在理論上有所突破。這個理論我看鄧小平過去的都與所有制“什么是社會主義”有關，所以才有是“姓資姓社不爭論”，所以才有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所以才有純粹的國有制和民營經濟分立天下。現在在這些問題上不打破是不行的。我們這20年來，以小平在深圳的講話“什么是社會主義”的定義，就是所有制的問題不考慮，分配制度要達到共同富裕。我們是在所有制這個問題上停步不前，沒有變化，長沙代理記賬，分配制度是離社會主義越來越遠，貧富差距越來越大，這個恐怕是這20年來我們應該回顧一下的，怎么啟動新一輪體制改革。財稅也是這樣的，必須去掉一些舊的觀念才能改革。

　　說到人大，人大的是非我不好說，畢竟我現在還在人大。但是，人大這些年來在財稅體制和預算方面做了一些什么？我可以說說，因為社會上對一些情況不大了解。我覺得我們做的還是對的，首先是抓預算，預算里面是抓兩個問題，一個是預算約束，一個是財政轉移支付，我們認為財稅體制，從稅收來講，財政收入主要是稅收，稅收應該是調節貧富差異，支出應該是促進社會公平。所以，財稅本身就是要保證社會公平。再就是做力所能及的基礎設施的建設，其他企業的發展，不應該在這里花更多的錢去搞企業的問題，企業是企業家的問題。我們預算約束，我在這里快10年了，雖然有所進步，但是跟人家西方國家的那種約束差的很遠，我們周教授知道，我2000年在中央黨校學習，尉健行同志做了一個報告，他說的一個例子我印象太深，我在人大講了多次，因為他是紀委書記，跑到南美去訪問，這個國家以為他是監察部的部長而已，監察部座談一下就算了，后來一聽是政治局常委，不能這樣怠慢了，想請他吃一頓飯，結果沒有辦法，他們沒有預算。國家監察部的請一頓飯的預算都沒有。我們恐怕是鄉的書記算兩餐、三餐都沒有問題。你看這個預算的約束是鮮明的對比，我們預算約束雖然有，也審了，但是太不嚴。

　　第二是轉移支付，轉移支付應該是根據各個地區促進這個地區均衡發展，所以我們一直主張必須是以一般性轉移支付為主，按照一個系數，青海多少、新疆多少、哪里多少，一直轉移下去，而且進入到地方的預算，地方人大可以監督，我們現在是一般性轉移支付，改了這么多年，大概剛剛到50%，還有50%是專項轉移支付，專項轉移支付就是誰跑的多、誰要的多，向各個部門要、向發改委要，誰就可以跑步前進，就是這個局面，腐敗有時候就是從這發生的。所以，轉移支付非常不科學，這個恐怕也需要下力氣解決。所以我認為財政稅收改革都必須在這方面下力氣，要讓收入真正受到人大的監督，非常遺憾的是這屆人大想把預算法修改出來，而且修改的草案我覺得也不錯，進步了不少，現在看來我們這一屆是完不成了。為什么完不成呢？我不說大家也知道，我就不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