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把中國的事情做好，即把我們自己的事情做好，把握住重要戰略機遇期，應對現在國際競爭中、世界金融危機沖擊之下的一系列挑戰。從稅收角度說，一定要發揮稅收作用為配套改革服務，而且這個配套改革顯然是前所未有的，也是強烈要求具有一個全面的“頂層設計”框架。除了結構性減稅的重要任務外，其實也涉及需理性考慮的“結構性增稅”。比如，在決策層面，中國面臨著新的一輪價、稅、財配套改革的歷史任務。早在1986年就曾提出價、稅、財聯動改革的概念并要求形成方案，但研究了一年而最后擱淺沒有做。后來治理整頓期間，不聲不響把價格調放這件事基本做出來了，所以到1994年，抓住歷史機遇以極大魄力實施配套改革時，對于“價”之所以沒有再正面提出，是認為一般商品價格的調放任務基本完成了，所以只提了“財”和“稅”的配套。1994年里程碑式的改革走到現在，近20年過去了，我們注意到：在一般商品價格形成機制總體上適應了市場經濟要求之后，現在資源的價格、財產的價格以及它們的價格形成機制和比價關系，卻已積累和凸顯了嚴重的扭曲，造成生產、流通和收入分配的一系列嚴重問題，與之相聯系的又是我們的稅制、地方稅體系不成型，分稅制在省以下得不到實質性貫徹，在財政體制方面，中央和地方之間有了這么多不斷被人議論的種種矛盾和困惑。所以，客觀需要的新一輪價、稅、財的改革，很可能會從十大新聞中已經列入的資源稅改革這一要點切入，進而應當按照它的內在邏輯全面展開。

　　帶有“增稅”特征的石油、天然氣的資源稅改革，現在已經在全國鋪開，但是還只限于這兩項，再往下面走，邏輯上講必然要覆蓋煤炭和其他金屬礦、非金屬礦。有無決心做這個配套改革？怎么做？這確實形成了一項歷史性的考驗。基本現實是中國現在最主要的能源——我們的電，75%左右是用煤發出來的火電，這個經濟命脈層面存在多年的煤電比價關系不能理順、應有的資源稀缺性遠得不到應有的經濟體現及與之相聯的節電節能機制久不到位這樣一些制約我們整個可持續發展的非常明顯的問題，能不能通過資源稅改革啟動整個配套改革來攻克難關加以解決？對煤炭開征從價征收的資源稅，一定會以很大沖擊力的表現形式，改變煤和其他的千千萬萬種商品的比價關系和價格形成機制，首先它一定要推演、傳導到電，進而一定會促使有關各方面正面討論整個電力系統破除過度壟斷的改革怎么樣落到實處。那么，前面說了多年“廠網分開”但就是不推出實質性的競價入網機制問題，一定要解決。這時候，財稅應做什么？在競價入網的環節上，除了火電之外，對其他如太陽能電、風電等等可再生能源，每一度電財政應該補多少錢，需透明地加上去，同樣是競價入網，形成電力行業前端——發電領域跟市場經濟真正配套的競爭機制，那么后面，電價雖然仍然要區分為制造業的電、商業的電和民用的電，但也一定需要放開彈性空間，不能再繼續簡單維系現在行政管制式的電價審批制度。這樣一個大的配套改革，又一定會形成中國在過度壟斷領域實施改革的一個新樣板。這樣一系列的改革是不可避免的。

　　這樣一輪新的價、稅、財配套的改革，可看得很清楚，是勢在必行的。而這個改革如果處理得好，它就會打下我們在可持續發展中實現現代化的百年基業和民族偉大復興的千年基業，是實際上解決中國經濟命脈層面上真正鞏固改革開放新時期30多年的成果，而且把可持續發展、加快發展方式轉變等這些主題、主線真正落實到節能降耗、低碳發展實際運行層面的機制創新、制度安排、制度建設問題。所以，我們討論稅收問題，應合乎邏輯地把它從眼下一直延伸到中長期，長沙公司注冊，延伸到“三步走”這個現代化戰略框架上。我們應該積極地期待、研討和推動這種配套改革，讓它保持應有的熱度，形成應有的力度，具備高瞻遠矚、盡量周密、可操作的理性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