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破產中的稅收問題不僅僅關系到稅收債權的實現，也與國家調結構、去產能的進程息息相關。探索破產稅收的例外規則，順利推進僵尸企業破產，促進破產企業重整新生，是優化資源配置、改善營商環境的重要舉措。

　　相對納稅人而言，稅務機關一向被視為強勢主體。但當破產申請被法院受理后，情況會出現變化。稅務機關的行政程序無法正常適用，只能依破產法規定接受法院指揮，與民事債權人一起，與破產管理人合作，相對被動地推動破產程序往前進行。以往，納稅人向稅務機關申報納稅，現在，稅務機關向管理人申報債權，不申報或者申報不及時，都可能帶來不利后果；以往，稅務機關可以對債務人行使檢查權、稽查權，甚至處罰權，現在，稅務調查程序、保全程序、執行程序都無法啟動，已經啟動的必須暫停。稅務機關僅享有一定程度的優先權，需要和其他債權人一起競爭受償。對于這種轉變，很多稅務機關本身也是不適應的，以至于在企業破產制度試行初期，很多稅務機關和稅務人員主張稅款無需申報。即便到現在，由于稅法未明確破產程序的涉稅處理，稅務機關仍面臨很多棘手問題，找不到明確的可以規避執法風險的答案。

　　比如，稅收征管法與企業破產法關于欠稅與有擔保債權的清償順序規定存在沖突，按照依法行政原則，稅務機關必須嚴格執行稅法，不得擅自減免稅、延遲納稅，而這與破產重整、和解程序所秉持的妥協讓步、共渡難關精神不一致；債權申報時，欠繳稅款該如何核定，稅法沒有提供相應的程序，由于擔心舉證不力，稅務機關往往不敢核定稅款，而只是申報已經確定的欠稅，無暇顧及其他；在破產重整程序中，尤其在重整計劃執行過程中，納稅人如何履行納稅義務，稅務機關如何行使征管權，稅法無明確規定，稅務機關是坐等納稅人申報納稅，還是主動向破產管理人主張債權，左右為難；對于稅款滯納金，由于國家稅務總局與最高法院的規定不一致，基層稅務機關左右為難，明知沒有效果，也不能遺漏申報。

　　以上大多只是技術層面的程序問題，只要稅務機關與法院相互配合，應該可以通過積極探索得到解決。關鍵是另外一類更深層次的問題，長沙代理記賬，稅務機關包括具體參與破產程序的工作人員，還會面臨公眾的質疑。最容易被提及的問題是，在破產程序中，稅務機關為什么要與民爭利？為了減輕債務人負擔，使其走出困難，普通債權人都可以豁免債務或者推遲償還，稅務機關為什么錙銖必較？稅務機關已經擁有了各種行政便利和強制權力，相對于普通債權人已經享有各種優勢，為什么還要被賦予優先于普通債權人的清償順位？難道只有稅款代表公共利益，維護交易安全、尊重私有財產，就不體現公共利益？當德國、澳大利亞破產法取消稅收優先權的時候，應該也是經過利益衡量的吧？

　　不難看出，破產為我們觀察稅法提供了非常獨特的視角。在這個程序中，稅務機關是一個身份特殊的債權人，但并沒有去掉執法機關的身份。與此同時，它還是一個類似于股東的角色，可以分享重整成功的成果。另外，它也是政府的代表，需要綜合各方面情況，促進社會公共利益的實現?，F行的破產法和稅法都更多地考慮到了稅務機關作為債權人的角色，對其他方面考慮不周，規則過于死板，剝奪了合理的涉稅談判空間，沒有照顧到破產程序中稅收程序的特殊性?，F行稅收征管法的邏輯基礎是納稅人正常生產經營，破產狀態并沒有進入其視野。

　　我個人認為，解決企業破產中的涉稅問題，需要稅收征管法和企業破產法分工合作。稅收征管法修改時，有必要確認破產稅收的特殊性，引入破產稅收緊急核定程序，明確稅務機關對破產納稅人的特殊管理，在確保不被濫用的前提下，允許稅務機關在重整程序中免除部分稅收，或者推遲其繳納期限，同時認可企業破產法對破產稅收處理的優先性。至于稅收債權的申報、異議、確認，稅收債權和滯納金是否都可以優先受償，稅務機關如何參加債權人會議，涉稅罰款和罰金是否列入破產債權，破產程序中新發生的稅收如何處理，等等，由企業破產法補充規定更為合適。

　　由于特殊的經濟原因，溫州市在破產審判方面積累了寶貴經驗，通過府院聯動、多方協調的方式，也探索出不少解決破產涉稅問題的方案，在實踐中取得了顯著效果。不過，由于現行體制下稅權集中于中央，地方做法面臨著合法性挑戰。稅法學界有必要與破產法學界緊密協作，從地方破產審判的成熟做法中，總結提煉出明確可行、可在全國推廣適用的方案，積極向中央決策部門反饋，推動修改稅收征管法和企業破產法，以破解破產審判程序的稅務障礙，消除各方參與人的涉稅風險，通過特殊方式優化營商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