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刑事案件，檢察院基于稅務機關作出的《稅務處理決定書》和《稅務行政處罰決定書》而提起公訴。納稅人告訴檢察官，企業已經提起行政復議，檢察官帶著鄙夷的眼神：行政復議也是維持，所以不必提這個。當然，毫無懸念：《稅務處理決定書》和《稅務行政處罰決定書》被行政復議撤銷。

　　其實，司法機關審理涉稅刑事案件的時候，主要還是依靠稅務機關的文書（沒有稅務機關的文書則主要依靠口供），因為相較于辯護人，他們更加相信稅務機關，會認為：稅務機關常年辦理稅務案件，在這一方面的專業性肯定很強。我們來聊聊虛開判定中的司法亂象：

　　01、將稅務機關的過程性認定及內部文件作為決定性的證據

　　司法實務中，常常將《稅務稽查報告》、《調查報告》等非結論性的意見，直接當做認定事實的依據。而這類文件僅是稅務機關辦理過程中，對案件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的過程性判斷，這類文件即使在證明標準更低的行政案件中，也無法作為認定實體事實的證據，只能用于證明辦理案件的程序性事項。

　　同時，實務中經常將《已證實虛開通知單》作為認定虛開的直接證據，司法機關其實只要根據《稅收違法案件發票協查管理辦法（試行）》第九條，要求稅務機關提供作出《已證實虛開通知單》所依據的證據，也能避免不少冤假錯案。

　　網上有些案例，直接或主要依據《已證實虛開通知單》就作出裁判，何等恐怖？

　　02、迷信稅務機關的意見，實質性架空了刑事辯護

　　司法機關遇到相關稅務問題時，通常會咨詢稅務機關，而稅務機關給出的意見，卻未必拿在法庭上予以辯護。

　　這相當于剝奪了被告人的辯護權，但是相關審判人員可能卻心想：稅務機關的意見，怎么可能有錯呢？

　　可稅務機關的意見真的那么可靠嗎？我們現在所做的稅務行政復議案件中，除了一個以生效判決為后盾的《稅務處理決定書》和《稅務行政處罰決定書》復議維持而目前正在行政訴訟階段外，其余的行政復議案件，復議結果均撤銷了稅務機關的認定。

　　然而，即使生效判決為后盾做出的《稅務處理決定書》和《稅務行政處罰決定書》，我們依然有信心在行政訴訟中撤銷它們。

　　03、極度迷信口供，當然，納稅人也很配合口供

　　這種對口供的迷信達到什么程度呢？即沒有口供不敢定案，有了口供難以翻案。當然，納稅人也非常配合。

　　只要不是直接公對公轉賬，并留痕的直接發貨外，幾乎所有的其他類型交易的對應發票開具，都可以用口供解釋為虛開。

　　比如，我們看一個案例：A意欲讓C提供某服務，這樣的話，發票開具在AC之間，不能抵扣；于是，A與B簽訂合同，當然，實際上執行具體合同約定的服務義務的人依舊是C，但是發票開具在AB之間，能夠抵扣。這個案例，我非常確信：90%以上的讀者朋友會認為這個就是虛開，這種案件一到司法機關，納稅人的口供很可能是按照虛開那一套來。

　　甚至我有的當事人，他自己的虛開認定被撤銷后，他依舊會跟你爭論：這都不是虛開的話，那什么才是虛開？

　　我有時會給納稅人看一些已經非常權威性的撤銷了虛開認定，納稅人依舊堅持認為這是虛開。當然，你問他什么是真實交易，什么是虛開，他們也是一頭霧水，只是說憑感覺。你可以想象一下，這些納稅人如果一開始就在公安機關處理，會是什么樣的口供和嚴重后果？

　　04、越過法律形式審查經濟實質，嚴重威脅交易安全和國家稅款

　　增值稅的最大優勢在于：其高度形式化的設計，確保了對最終消費的普遍征收原則，分階段收集稅收，當然，最重要的是確保了中性原則。

　　納稅人和抵扣人的確定，必須基于形式上的民商關系，即發票的開具與接受必須基于形式上的民商關系，在形式上的民商關系中，銷售方代收稅款，購買方點墊付稅款，從而實現增值稅的目的。

　　這個高度形式化的稅制設計極端重要，因為他保障了：無論納稅人如何選擇交易模式或法律形式，也無論納稅人如何選擇締約相對方，只要保障形式上各個環節的正常運行，增值稅稅款就有保障；且這種稅制設計確保：

　　增值稅不對納稅人法律形式、締約主體、交易模式的選擇和設計是否發生、該如何發生做出任何評價，進而保障最大限度減少該稅種對經濟活動的干預。

　　然而，實務中，常越過這個紅線，嚴重威脅交易安全和國家稅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