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因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而引發的法律問題層出不窮，其中包括了商業房屋（區別于居住房屋）租賃合同無法正常履行能否援引不可抗力條款。在此我們不妨以2003年“非典“期間發生在上海的兩個案例，來回顧一下當時法院的裁判理由。

　　案例一

　　經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終審判決的“2004年上海某某娛樂有限公司與上海某某有限責任公司房屋租賃合同糾紛上訴案”

　　原審上海市黃浦區人民法院認為：

　　關于“非典”期間某某公司經營是否受影響問題，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相關規定，由于“非典”疫情原因，按原合同履行對一方當事人的權利有重大影響的合同糾紛案件，可以根據具體情況，適用公平原則處理；因政府及有關部門為防治“非典”疫情而采取行政措施直接導致合同不能履行，或者由于“非典”疫情的影響致使合同當事人根本不能履行而引起的糾紛，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條和第一百一十八條的規定[1]妥善處理。本案承租方并沒有向法庭舉證證明，承租方在“非典”期間因政府及有關部門采取行政措施而導致合同不能履行，因此，不適用“不可抗力”的免責規定，也就不能部分或全部免除責任。如果需要適用公平原則，承租方也應該對因為受“非典”影響而停業以及停業時間、損失范圍加以證明，承租方要求減免租金缺乏相應的損失依據，不予采納。如果需要適用公平原則，承租方也應該對因為受“非典”影響而停業以及停業時間、損失范圍加以證明，承租方要求減免租金缺乏相應的損失依據，不予采納。出租方2003年6月l2日以掛號信的形式向某某公司發出單方解約公函，其形式符合法律規定，其內容符合客觀事實，理由依法成立。某某公司稱收到的不是此類通知，但某某公司并沒有能夠提出反證加以證明，故采信出租方的陳述，即解約公函已經送達某某公司。

　　原審法院判決后，承租方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稱：……2003年發生“非典”疫情期間上訴人根據政府要求從5月中旬開始停業至8月中旬，而且當時娛樂行業停業是眾所周知的事實，故上訴人要求減免租金的理由應予支持。請求二審撤銷原判，依法改判。

　　終審法院認為：

　　基于我國在2003年春夏季節發生“非典”疫情一事眾所周知，而且當時娛樂行業響應政府部門防治“非典”的要求而停業也是公知的事實，因此，根據公平原則，上訴人提出其停業3個月的租金應免除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故上訴人所欠租金中應扣除3個月的租金。

　　案例二

　　經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終審判決的“2004年上海某某實業有限公司與上海某某工貿有限公司租賃合同糾紛上訴案”

　　原審上海市長寧區人民法院認為：

　　因對租金掛帳等事宜雙方產生矛盾，嗣后遇“非典”疫情防治，承租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應免除承租方司的責任，同時對這一期間的租金及空調使用費，由于承租方停止經營，應酌情減免。

　　判決后承租方、出租方均不服，提出上訴，其中出租方提出，承租方以“非典”作為免除租金的理由，缺乏法律依據。

　　終審法院認為：

　　關于“非典”疫情，因非法律所界定的屬于不可抗力的情形，且承租方因防治“非典”而實際停業的時間系在2003年4月，故對承租方在停業前應履行支付租金之義務，原審均以不可抗力而免除承租方的責任，于事實認定及法律適用均有不妥。對“非典”時期的租金，原審已酌情予以減免，現承租方要求全部免除，缺乏依據。

　　我們注意到上述案件的一、二審四家法院做出了差異化的判斷，其中長寧區法院對疫情是否屬于不可抗力情形持肯定態度，黃浦區法院和二中院則持否定態度，一中院則援引了公平原則。

　　實際上，在這兩個案例出現之前，最高人民法院于2003年6月11日緊急頒布了《關于在防治傳染性非典型肺炎期間依法做好人民法院相關審判、執行工作的通知》（法[2003]72號）（以下簡稱“《2003最高院通知》”）,其中第三條“依法妥善處理好與非典防治有關的民事案件”中的第（三）項明確：由于“非典”疫情原因，按原合同履行對一方當事人的權益有重大影響的合同糾紛案件，可以根據具體情況，適用公平原則處理。因政府及有關部門為防治“非典”疫情而采取行政措施直接導致合同不能履行，或者由于“非典”疫情的影響致使合同當事人根本不能履行而引起的糾紛，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條和第一百一十八條的規定妥善處理。

　　盡管《2003最高院通知》已失效，但相關內容對于此次疫情引發的爭議仍具有一定的參考意義。我們可以注意到以上引述條文區分了兩種糾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