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認，現行境外所得稅收抵免政策，對鼓勵我國企業“走出去”起到了積極作用。但是，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的推進，我國企業境外投資形式、投資架構層級和投資國別日益復雜化，現行分國抵免法和三層抵免層級等規定已經難以完全適應新的發展形勢需要。為此，在石油行業運用綜合抵免的實踐基礎上，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日前發出的《關于完善企業境外所得稅收抵免政策問題的通知》（財稅〔2017〕84號，以下簡稱84號文件），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當前迫在眉睫的三大難題。

一是破解了可能存在抵免不足的難題。84號文件出臺前，對于同時在多個國家（地區）投資的企業來說，不同國家（地區）的抵免限額不能相互調劑使用，納稅人在低稅國的抵免余額無法調劑給高稅國使用，其高稅國超過抵免限額的部分無法得到抵免，而來自低稅國的所得還需要在中國補繳稅款。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部分企業存在抵免不夠充分的問題；另一方面，境外多個分支機構均有虧損的企業，只能各自用以后年度盈利彌補虧損，而不能用當期其他分支機構的盈利彌補，導致企業現金流負擔較大。根據84號文件，企業可以自主選擇、統籌考慮不同稅率的稅收抵免和不同分支機構盈虧相互彌補，以減輕企業集團的稅收負擔。

舉例來說，位于中國的企業A，適用稅率為25%，境內應納稅所得為1700萬元；A來源于甲國的特許權使用費100萬元，并在甲國繳納預提所得稅30萬元；來源于乙國的特許權使用費200萬元，并在乙國繳納預提所得稅10萬元。

在84號文件出臺前，企業只能選擇分國抵免法，其計算過程如下：

企業境內外應納所得稅額＝（1700＋100＋200）×25%＝500（萬元）；

甲國所得稅抵免限額＝500×100÷（1700＋100＋200）＝25（萬元），而其繳納預提所得稅30萬元，故來源于甲國的抵免額為25萬元；

乙國所得稅抵免限額＝500×200÷（1700＋100＋200）＝50（萬元），而其繳納預提所得稅10萬元，故來源于乙國的抵免額為10萬元；

通過上述計算，企業實際應納所得稅額＝500－25－10＝465（萬元）。

84號文件出臺后，企業可選擇綜合抵免法，其計算過程如下：

企業境內外所應納所得稅額＝（1700＋100＋200）×25%＝500（萬元）；

來源于境外所得稅抵免限額＝500×（100＋200）÷（1700＋100＋200）＝75（萬元），而其繳納預提所得稅＝30＋10＝40（萬元），沒有超過抵免限額，故來源于境外的抵免額為40萬元。

通過上述計算，企業實際應納所得稅額＝500－40＝460（萬元）。

可見，企業在綜合抵免法下的集團稅負低于分國抵免法下的集團稅負。

二是破解抵免層級較少的問題。出于經營目的和合理運用稅收協定網絡目的考慮，企業往往會通過搭建多層的投資架構開展境外投資。特別是企業通過在境外設立的投資平臺收購其他公司的投資公司，從而達到間接收購標的公司的目的。如此一來，勢必導致形成三層甚至三層以上的投資架構。因而，現行抵免層級不超過三層的限制，難以契合企業境外投資組織架構相對復雜的現實需求，導致一些企業的境外投資最終運營實體繳納的所得稅難以獲得抵免。84號文件結合征管實際和“走出去”企業實際，將抵免層級延伸至五層，這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因抵免層級過少導致企業稅負相對較重的問題。

舉例來說，位于中國境內的A公司，欲收購位于歐洲的能源公司B（母公司為位于開曼的C公司），A出于融資及整體商業目的考慮，通過搭建A—D（位于香港）—E（位于新加坡），并通過E公司收購C公司的股權，最終形成A—D—E—C—B的投資架構。

在84號文件發布前，長沙公司注冊，因經營實體B公司處于投資架構的第四層而不能納入抵免層級。在84號文件發布后，B公司可以納入抵免層級。相應的，集團也更有將利潤匯回國內的意愿。

三是解決新舊政策銜接問題。在2017年度企業所得稅匯算清繳期間，相關企業按照84號文件規定計算可抵免境外所得稅稅額和抵免限額時，對該企業以前年度按照《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于企業境外所得稅收抵免有關問題的通知》（財稅〔2009〕125號）規定確定沒有抵免完的余額，可在稅法規定結轉的剩余年限內（一般是5年）結轉。此外，為保持稅務處理的一致性，84號文件規定，企業一旦選擇了分國抵免法或綜合抵免法，5年內不得改變。